彼岸芳美？──論自殺

倫理神學家赫寧(Bernard Haring, 1912-1998AD)定義分析自殺時曾說：「間諜為維護國家重大機密而結束自己的生命，不算自殺。」因為「行為不是出於自私的動機……乃是為了保衛國家機密、世界和平與祖國的安全。」顯然地，赫寧的「自殺」定義不是中性的「自己殺害自己」；對他而言，只有出於不道德的、自私的動機而殺害自己的，才稱之為「自殺」。

至於「為了某種高尚理想，而結束小我生命的」不被稱為「自殺」，而是「犧牲奉獻」。

二十一世紀的今天，為避免在道德判斷之前，落入太多先入為主的成見影響，近年來歐美許多倫理學著作，都儘量使用中性的字眼，來描述自殺的行為。例如，英文書寫時使用self deliverance(自我解救)一詞代替suicide(自殺)；德文著作中使用Selbsttotung(殺害自己)一詞代替Selbstmord(謀殺自己)。　

事實上，從「自殺」的原意來看，無論行動者懷著什麼動機──犧牲奉獻也好、自私也罷──只要是自我毀滅（self-sabotage），就是「自殺」。

道德的謀殺

我們應當如何看待自殺此一重大生命取捨的問題？

首先，你我必須承認人雖有支配自己生死的自由與能力；但主權在神。

由於自殺向每一世代的人散發各種詭譎的吸引力與駭然的恐怖感；因此，自古以來人們對自殺的看法就相當分歧。

希臘三大哲學家蘇格拉底(Socrates, 470~399BC)、柏拉圖(Plato, 427~347BC)和亞里斯多德(Aristotle, 384~322BC)都極力反對自殺之行為。

蘇氏和柏氏從宗教的立場出發，認為人的生命是屬於神；沒有神的諭令，人不許自殺。自殺，是一種褻瀆神明、違背國家法律的邪惡行為。

但是，蘇氏飲鴆致死，並不被視為自殺，反倒被視之為「為了保持道德的完整性和服從國家的權威，而自由地接受死亡」。為此，蘇氏或柏氏所理解的「自殺」，並非中性意義的「自己殺害自己」，而是那些被斷定為不正當的、謀殺自己的行為。讀者們不難發現，蘇氏與柏氏並不完全反對「自己殺害自己」的行為。

亞里斯多德反對自殺，主要是出於社會倫理學的考慮；在他看來，自殺是加諸於社會的一種不義行為，而且常常反映出當事人在道德上缺乏自制力。

與其論點對立的伊比鳩魯學派(Epicureanism)及斯多亞學派(stoicism)則主張，人人都有自殺的自由。

羅馬時代的倫理導師、哲學家兼雄辯家盧修斯‧辛尼卡(Lucius Annaeus Seneca, 4BC~65AD)認為人既然是自由的，就有自殺的自決權：「厭倦和無聊也會使人自殺，乏味與空虛能致人於死命，儘管一個人既不英勇且不悲慘。」他認為，某些情境下自決的死亡，比屈辱人性的自然死亡更值得選擇。

晚期的斯多亞學者羅馬哲學家、殘暴逼迫殺害基督徒的古羅馬皇帝馬爾庫斯‧奧勒利烏斯‧安托尼努斯(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，121~180AD)在其晚年作品《沈思集》(Meditationes )中將斯多亞派的死亡觀及自殺觀，更是發揮的淋漓盡致。

生死支配權

按照斯多亞派之思想觀念中，人在宇宙中的存在是渺小短暫的，因此夭折、早逝與高壽之間並本質上毫無差異。面對生死人應抱持「生毋須喜，死不足惜」冷靜無情的態度。

斯多亞派並不像希臘前期的思想，視自殺為「褻瀆」、「殘暴」的惡事，也不像中世紀完全從「罪」的角度來理解自殺。

中世紀論及自殺的代表性人物，首推奧古斯丁(Augustine of Hippo, 354~430AD)，和湯姆‧阿奎納(Thomas Aquinas，1224~1274 AD)兩位基督教思想家。

奧古斯丁認為，自殺違背基督信仰的精神，也違背上帝頒佈「不可殺人」的誡命；人對自己的生命只有使用管理權，沒有絕對的生死支配權。

湯姆‧阿奎納承接此一傳統神學思想外，另外又融合了亞里斯多德(Aristotle, 384~322BC)的思想，提出三點反對自殺的理由：

一、自殺違反人渴望生命、追求美善的幸福概念(beatitudo)，違背「愛己」的誡命。

二、人不只是一個個體，也屬於整個人類社會，與社會其他人相依共存；因此，自殺傷害了社會的權益，違背「愛人」的誡命。

三、人不單屬於社會，更屬於上帝；自殺剝奪了神唯獨有的生命支配權，因此不合「愛上帝」的誡命。

基於上述三點理由，湯姆‧阿奎納提出一嚴格的結論：一切自我毀滅的行為(中性義的自殺)都是不容於道德的「謀殺自己」(具負面道德評價的自殺)。

湯姆‧阿奎納的思想代表了整個中世紀對自殺的定論，立足於嚴厲批判的反對立場；此一立場影響深遠，使得西方社會直至近代，對於自殺或嘗試自殺的行為都無法寬容，甚至到了以刑法強行制裁的地步(英國直到 1961年仍舊如此)。

不過，自殺一途素來困擾著基督徒的思想；到底，自殺者是否會受到上帝永遠的刑罰？《聖經》中沒有明確的提出。全本《聖經》中記載自殺事件共有六處，舊約有五處：士師記十六章29~30節、撒母耳記上三十一章4~5節、撒母耳記下十七章23節、列王記上十六章18節；新約馬太福音二十七章4節，耶穌的門徒猶大因自責而自殺。

維特效應

社會學家涂爾幹(Emile Durkheim,1858-1917AD)巨著《論自殺》 (Le Suicide: e’tude de sociologie, 1897；英譯Suicide: A Study in Sociology, 1952) 中，以社會學的觀點為自殺研究開啟了一扇門：沒有比自殺更容易「傳染」擴散的現象。

他發現，早在七十年前歌德著作的《少年維特的煩惱》一書發行後，。

莎士比亞在劇作中一共出現52個自殺案例，他筆下的悲劇角色，例如羅密歐與茱麗葉、馬克白、奧泰羅，長久以來就是跨越時空、歷久彌新的話題，至今聲名不墬。

家喻戶曉、傳頌不息的四大悲劇以近乎史詩般地歌詠自殺，特別是哈姆雷特那句膾炙人口的"To be, or not to be：that is the question…"，為死亡披上了一層浪漫淒美的色彩。

尾隨而至的是十八世紀末歐洲各國出現「群仿自殺」（imitation suicide），年輕人紛紛模仿維特的穿著和舉槍自殺。哥德（Goethe）的《少年維特的煩惱》（The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, 1774）開啟了所謂的「浪漫式自殺」（romantic suicide），掀起「群仿自殺」風潮。

擁抱生命

美國「生命傷害防治中心」1994年召開「自殺傳染和自殺報導」全美學術討論會，強調社會應當了解媒體報導與自殺率之間，存在著相當程度的關係，是有科學統計依據的。

美國社會學家博倫(Kenneth A. Bollen)和聖地牙哥加州大學社會系學者菲利普 (Phillips, D.P.)兩位教授，1974年以《維特效應與思想傳染》(The influence of suggestion on suicide: Substantive and theoretical implication of the Werther effect)為名，證實媒體有關自殺事件之報導，具有行為傳染的作用。

被人尊稱為「自殺學之父」（Father of Suicidology）的艾溫‧薛德曼，在《自殺的心靈》﹝The Suicidal Mind﹞（1996）一書中強調，幾乎所有自殺案例都是源自於「傷痛」（pain），一種特殊的「心理傷痛」（psychological pain），稱之為「心靈傷痛」(psychache)。他說：了解自殺的最好方法，並非透過研究人類的大腦結構，毋須社會學統計數字，也不必鑽研精神疾病，而是直接透過對話求得了解一個人的心理精神情緒狀態。

對於當代中國自殺問題，哈佛教授麥可‧菲利浦(Michael Phillips)指出，中國農村農藥普遍使用、農村醫療急救設施貧瘠，是導致農村婦女自殺率高居世界之首的原因之一；加上傳統文化重男輕女的偏差觀念，使得農村婦女面臨更大的生存壓力。

挽救中國農村高自殺率的有效辦法是：為農村婦女提供社會支持、農藥使用的管制、精神心理咨詢服務的普及化。

使徒保羅曾說：「豈不知你們是神的殿，神的靈住在你們裏頭嗎？若有人毀壞神的殿，神必要毀壞那人；因為神的殿是聖的，這殿就是你們。」(林前3:16-17)

你我都需要以正面積極的人生態度，在信望愛中擁抱生命，正如詩人所寫：「祢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祢面前有滿足的喜樂；在祢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。」(詩16:11)

「得著智慧的，愛惜生命。」(箴19:8)

「敬畏耶和華，是智慧的開端；認識至聖者，便是聰明。」(箴9:10)這智慧源自於敬畏真神上帝，將生命的主權交給為你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、受苦、死、埋葬，第三日從死裡復活的主耶穌基督。

「主啊，祢救我的命免了死亡，救我的眼免了流淚，救我的腳免了跌倒。」(詩116:8)

願詩人的話成為我們面對苦難時，抬頭仰望十字寶架的禱詞；在失意時，不致失望；在失落時，不致失足；在傷痛時，不致絕望。

參考資料：
《自殺》，哲學大辭書	戴智彰，《活著很痛苦》，http://www.tschurch.org/news/2001/news010311_2.htm
《自殺風危機怎麼解？》，104Beauty.com	李振勤，《中國自殺率遠超過世界平均水平》，中國勞工通訊

經文分享：

「得著智慧的，愛惜生命。」(箴19:8)

「敬畏耶和華，是智慧的開端；認識至聖者，便是聰明。」(箴9:10)

「主啊，祢救我的命免了死亡，救我的眼免了流淚，救我的腳免了跌倒。」(詩116:8)